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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洒棕榈之国——贝宁

当雪花又一次漂洒在这息中国西北最肥沃的土地上时,一队干练的医疗工作者却不整好行装默默地踏上通往遥远非洲一个神秘国度的旅程。

   他们是宁夏援助贝宁的第十二批医疗队员。

  

   神秘国度来了黄皮肤的人

   贝宁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面积11.2万多平方公里,全国约有50多个民族,人口4889万。贝宁属热带气候,终年高温,经济落后,是个农业国。经济作物以种植棕榈为主,因而又被称为“棕榈之国”。1964年11月,中贝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6年1月,索格洛上台后与我国中断了外交关系,并与台湾“复交”。1972年10月,马蒂厄·克雷库就任总统后,曾三度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两国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快速发展。

   1976年7月21日,卫生部通知宁夏卫生局: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克雷库在访问我国期间,提出要中国派医疗队援助贝宁。卫生部建议由宁夏选派20人左右的医疗技术人员赴贝宁工作。这是我区第一次承担大型援外任务。1976年11月4日,自治区派出牛琦、王承基和刘培龙3名专家组成考察组,赴贝宁进行实地考察。

   1977年1月3日,考察组考察了贝宁国家级医院、5个省级医院及有代表性的县卫生中心和区医疗站,并参观了德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援贝社区医疗站和妇幼保健中心等。在贝宁的医疗机构中,包括中国在内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派出援助贝宁医疗卫生队(组),有13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志愿者到贝宁工作。

   1976年12月30日,贝宁卫生部部长布赖马接见了考察组。布赖马说,贝宁政府希望中国医疗队在纳迪丹古和坎迪两处设点。纳迪丹古是总统克雷库的家乡,坎迪是卫生部长布赖马的家乡。纳迪丹古和坎迪两城市人口均在2万人左右,纳迪丹古省医院和坎迪县卫生中心分别担负40万和26万人口的医疗任务,但两地仅有医生3名,严重缺医少药,是当时贝宁政府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地区。当医疗队考察了阿波美、洛克萨维达和达萨祖梅等地后感到,援贝医疗队最理想的工作点是阿波美和洛克萨维达。两地交通发达,均离贝宁首都科托努100余公里,医疗机构和房屋设施都具备了医疗设点条件。考察组在几次会谈中都提出中国医疗队在阿波美和洛克萨维达设点更为合适。但贝宁卫生部和地方政府领导人都殷切希望中国医疗队到纳迪丹古和坎迪工作,以改变那里缺医少药的状态。

   最后,考虑到两国关系、援外方针及贝宁的实际条件,为发展两国友谊,经中国大使馆请示国内同意,我区最终决定在纳迪丹古和坎迪两处设点。在随后的会谈中,双方商定,援贝医疗队员每年轮换一次。

   1978年1月4日,宁夏第一批援贝医疗队26名队员离开宁夏赴贝宁开始了援助工作。

   去中国医疗队试试看

   1985年3月,一位贝宁患者来到坎迪中国医疗队找妇产科医生张承碧。这位患者说,她腹部的包块一年多来逐渐增大,长得像小孩的头一样大,痛疼难忍。张医生认真检查,发现其下腹正中有12厘米的手术切口斑痕,下腹可触及直径15厘米包块,质硬而有压痛。患者忍着痛疼,喘着气,继继续续的叙述了以前的治疗经过:2年前,她在美国医疗队开了刀,手术结束后,医生告诉她太夫,腹部包块没能切掉。切口愈合后,她出院回家休养,至今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她经常感到痛疼难忍。她说:“我明白,是治不好的,但是周围的人都劝我说,到中国医疗队试试看,或许他们能够治好。”患者的丈夫也用恳求的口气说:“中国医生,救救她吧!”

   这位妇女究竟患的是什么病?也于条件所限,张承碧一时不能确诊。看着面带痛苦、表情绝望的病人及其丈夫,张医生一时没了主意。经再三考虑,她觉得不能轻易让一位患者带着痉和绝望的心情从中国医疗队离开。于是,张大夫便将情况向医疗队领导作了汇报。最后,大家研究后决定先让病人住院,作进一步检查后再做决定。病人并没有因医生收治而显得高兴,她依然表情淡漠,因为她对中国医疗队也表示怀疑。经过手术探查,张医生发现,病人腹块被大网膜、肠管包成一团,并和后壁紧贴,肿块和临近腔器关系不清。手术的关键在于分离,分离就有损伤重要血管和脏器的可能性,最后有可能造成手术无法中止的被动局面。探查结果和术前估计是一致的,肿瘤切除将十分困难。让张大夫感到可喜的是,患者腹腔和其它脏器没有发现转移的淋巴结和结节,这坚定了张医生对手术成功的信心,促使大家作出了为病人作腹瘤切除手术的决定。手术终于开始了,在手术分离时,患者血压曾几度降到很低。手术室外,等候着献血的贝宁士兵,医疗队的其他人员也在手术室外关注着手术的进展。这给了张大夫极大的信心。经过6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手术顺利完成,切除的瘤体重5.5公斤。病人在住了20多天医院后,痊愈出院。她高兴地说:“我到中国医疗队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你们真的给我治好了病。太感谢你们了。”贝宁卫生部长布赖马得知情况后,两次来到坎迪,对宁夏医疗队给予了高度评价。

   首例开颅术轰动贝宁

   1990年4月3日,贝宁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则消息:“纳迪丹古医院的中国医生商延均和他的助手迪贝斯、1师张哲元成功地进行了贝宁国土上第一例开颅手术。”

   事情发生在1990年3月中旬的一天。那天下午,骄阳似火,大地生烟,似乎要把房子烧了。贝宁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这种气候。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原自治区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商延钧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准备休息。这时,一名护士带着病人家属找到商医生。病人家属哭泣着断断续续讲述患者的病情。原来病人是脑外伤,生命垂危。

   商医生立即对病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这时病人已昏迷,左半身瘫痪。经进行腰椎穿刺,流出了血性脑脊液,但是化验室不能做脑脊髓检查,医疗队又没有做脑血管造影的条件,放射科只能照一张颅骨平片,诊断只能靠临床经验,无法依据检查手段来确诊。商延钧不愧是位有30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只凭腰椎穿刺和一张颅骨平片便断定病人是急生重型闭合性颅脑外伤。病人必须立即手术,否则生命危在旦夕。然而医院的条件十分简陋,只有一个7孔无影灯和一张手术台,没有任何抢救药品和器械,没有1机和氧气。这样的手术室做一般的外科手术已属勉强,做脑外科手术简直难以想象。况且外科医生就他一个,连熟练的助手都没有,怎么办?商医生考虑再三,认为病人不做手术只有死亡,做手术还有生的希望。最后他决定为病人做这个手术。他首先找到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副教授、1科副县长主任医师张哲元,请他担任1师。他清楚,只要能解决1难点,手术中的其他困难就容易解决。张医生毫不犹豫地支持他。最后商医生和张医生又找来代理院埃米尔一起商量。“你们有把握进行手术吗?”埃米尔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疑问。他十分清楚医院的条件,也从未见过贝宁国土上的开颅手术。“我们可以做!”商医生和张医生不约而同地说。1是个大问题,张医生利用手术室仅有的几种静脉1药设计1方案。手术室急需用血,可当地血站没有同型血,需要到50公里以外的血站去求援,但病人危在旦夕,时间来不及了,他和商医生决定自己配制保养液,自己采血。手术就要开始了,埃米尔带着几位贝宁朋友来到手术室,他要看看中国医疗队怎样做贝宁国土上第一例开颅手术。

   病人被抬进了手术室,手术开始了。当张哲元将硫贲妥纳抽到针管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针头上。谁都明白静脉全身1随时都会因病人的体质状况和呼吸抑制而出现意外。尽管他是一位有10多年1经验的医生,尽管他的1论文曾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学术会上被介绍过,他不免还是有些担心。他举起针管,轻轻向上一推,将药水缓缓推入患者的静脉血管。“血压正常。”“一切正常。”张医生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放下来。再看商医生。他再一次看了看颅骨平片,又轻轻把手术刀放在病人头部比划了一下。他要凭经验找出准确的切口部位。创宁夏有影响的脑外科专家,不知救活过多少垂危病人,可那是在国内,而且都是有CT定位的。手术刀片伸向了患者的头部,切口相当准确,埃米尔翘起了大拇指。手术顺利地进行着。

   忽然,悬在半空中的无影灯熄灭了。“怎么回事?”商医生急促地问,手术中最怕的就是停电,没有良好的照明,手术有可能失败。此时,室内外一片漆黑。等电,手术台上的病人能等吗?商医生说:“快去找几把手电筒。”最后,护士们找来一只手电筒和一盏煤油马灯,手术在这样的灯光下继续进行。埃米尔激动地说:“了不起,太了不起了!”在他的行医经历中,从未听说过有人能不用无影灯,在手电筒和煤油灯下进行脑外科手术。凌晨1点,商医生缝完了最后一针。经过4个多小时的奋战,手术终于成功了。20多天后,病人瘫痪的左半身肌体逐渐恢复,痊愈出院了。

   他们永远留在异国的土地上

   1980年4月17日,贝宁科托努由中国援建的综合体育场旁边的公墓里,又多了2座中国烈士的陵墓,他们是宁夏援贝医疗队员刘玉荣和李书峰。

   70年代末期,宁夏第一批赴贝宁的医疗队员即将期满回国,第二批人员将由银川各医院派出。银川市医院42岁的刘玉荣医生提出了赴贝的请示。刘玉荣是两个垂暮老人的独生子,3个孩子的爸爸,妻子没有正式工作。半个月前,他将年迈的父母从山东老家接来,准备出国后由妻子照顾。最后,有关部门批准了他的请求。

   4月11日,已成为援贝医疗队员的刘玉荣和另一名大夫到科托动出差,由黑人司机和李书峰驾驶护送。在中途,由于路途艰险,车翻了,刘玉荣和李书峰在异国他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5月9日,根据刘玉荣生前的请求,自治区党委追认他为0党员。

   2001年9月28日,宁夏援贝第十一批医疗队队长、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郝永存被援予贝宁最高荣誉——骑士勋章。此前的1983年11月29日,宁夏第三批援贝医疗队队长胡昌凯被授予三级镀金骑士勋章,冯鉴洲等18名医疗队员被授予镀铜骑士勋章。郝永存是宁夏援贝第九批医疗队队长,由于工作出色,贝宁卫生部通过中国驻贝宁大使馆向我国政府正式发出邀请,从而使第九批医疗队在贝宁边疆工作了3年。之后,他又带领第十一批医疗队在贝宁工作了两年。

   援贝的日子站郝院长记忆犹新:在那里从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非洲是艾滋病的高发区,贝宁艾滋病人占到全国人数的6%,在医疗队工作的洛克萨医院(1997年新建的医疗点),艾滋病人占到住院病人的8%-15%,与病人隔离是不可能的,医疗队员只能加倍小心。治疗时尽量多戴手套,一层不行就两层,两层不行就三层,手术时难免有划破或针扎的情况发生,这时他们就赶紧用水冲,使劲往外挤血,然后再做一些处理。在非洲工作的另一个危险是脑性虐疾,它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所幸的是,他们这批医疗队员只有3人曾患过一般性虐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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