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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赞比亚游记:重返伦达孜

上帝来非洲创造赞比亚预算一定是很紧很紧的。在创造维多利亚大瀑布的宏伟工程和其它若干充满活力的作品之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几乎都被做成单调的矮树丛了。上帝到伦达孜时,口袋里的钱显然是用光了。伦达孜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往东不远是马拉维边界,路通到这儿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唯一的城镇(技术上讲只是一个乡而已),面积与俄亥俄市相同,却仅有一幢象样的楼房,那是上世纪40年代末期英国统治时期一位地区专员仿照小诺曼底式城堡建造的旅馆。城堡旅馆本身倒是一件迷人的古董,可从它的防卫墙向外望去,却看不到任何非洲有名的风景。总体上讲,伦达孜宁谧而显古旧,旱季整日尘土飞扬,雨季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便如此,这个地方朴实、友好,当地人乐观开朗。

   1965年,我18岁中学毕业第一次来到伦达孜时,她看上去就这个样子。40年后,我重返故地,只见一切风貌依旧。1965年,以前叫做北罗得西亚的赞比亚正享受从英国独立第一年的喜悦。与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组成的令人诅咒的联邦已于1963年解散,伊安·史密斯还没有单方面地宣布独立(1965年11月宣布独立时引起整个地区动荡不安)。拥有巨大铜矿藏的赞比亚,是一个潜在的富裕国家,她的领袖是一位正派的先生,名叫凯尼斯·卡翁达。到处都有一种希望感。我分享了这种希望。

  

   然而,后来的几十年对非洲来说却说不上是好年头。政治1、经济停滞、1以及国内战争搞垮许多非洲国家,赞比亚也饱受挫折。不过,这个国家一直却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1997年发生的小事件可以忽略),没有发生国内战争,也当然没有发生过种族1。对边界外面的人们来说,描述赞比亚的痛苦更多地是国际报告的统计数据,而不是通过晚间新闻中的图像。那么,偏僻的伦达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40年后,从我走过的道路状况看,这里没有多大的变化。道路对伦达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只有从奇帕塔来的这条186公里的道路是有意义的。奇帕塔在1969年以前叫做詹姆森堡,简称吉米堡,是东部省的省会,为以首都卢萨卡为起点的东部大通道的终点。因此,实际上所有出入伦达孜的人都要走到奇帕塔的这条路。1965年时,这里还是一条没铺设的通道,一段坚实,一段坑洼,又一段是松软的沙路,但整个是尘土飞扬。没有标志弯道和看不见的深坑,时常突然出现,使行路充满危险。这是旱季的情况,到了雨季,则是一片泥泞,无法通行。不管是旱季或雨季,树上总有猴子,汽车前灯照射下总有夜鹰, 还有默默的行人,走着的、跑着的,还有不亮灯自行车(经常是两个人骑一辆车)。还有,常常可以看到行过的大卡车,卷起满天尘土,仿佛要将所有想超车的车辆甩到路边的丛林中。

   这条公路已经铺上沥青,通往伦达孜的头130公里路段上,4轮驱动汽车以一定的速度隆隆地开过。可到了卡宗德,就再没有沥青了。尽管还在做修修补补,在剩余的50公里路段,所有车辆的速度比步行快不了多少,艰难地通过斜坡和沟坑。整体维修工程早已开始,但因承包商拿不到工程款而停止。2004年,当地居民将新装的金属管道都扒走做工具去了。这里的人们穷到极点,为数不多的路标都得全部专门打上孔洞,不然,很快就会卸走,变成铁锅和盘子。

   40年后,沿路的许多景象依然如旧:妇女们头顶巨大的篮子、柴捆、水桶;抛锚的卡车,后轴轮下酣睡的司机;一辆满载卡车翻在路上,布袋包装的货物撒落一地;牛车、自行车,路边叫卖香蕉、木炭和甘蔗的小贩。不过,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向北行驶的60公里路段,有学校、砖瓦房和铁皮屋顶,显示出超出过去的繁荣。原因似乎在于农作物新的多样化。过去,农业几乎全部是为了糊口,种植的几乎全部是玉米。路边可见的谷仓说明,玉米依然是这里的主食。不过,现在却有了经济作物的迹象,奇帕塔郊外就有烟草种植,115公里以外有烟草仓库;满载棉花的卡车;卖甜土豆的人;一块又一块的木薯田。还有思想受到给养的迹象。在鲁莫孜,有指向一所中学的路标,这是1965年所没有的。再行87公里,路边有一个孤儿院,成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大变化的一个预兆,使人感到不寒而栗。

   教育从来就不是北罗罗得西亚政府优先发展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个国家只有三所中学向当地非洲人提供教育,其中两所还是教会办的。60年代有了发展,当时说要在全部7个农村省里每个省建一所中学,但伦达孜是在独立以后才有了中学。学校再简单不过了,开始只有两个班,全是男生,四个教师(我是第四个),书籍很少,其余一无所有。非洲部分地区依然深受大卫·利维斯顿及其长老教会的影响,所以最为重要的是圣歌。然而,基础设施的匮乏一直影响到圣歌书籍发行。大家想方设法,刻印出一两本圣歌来,教孩子们背诵。当时最流行的歌是“兄弟, 不要跌倒,鼓起勇气来!”。每天早晨集合,总是有人会说: “现在,让我们唱圣歌!”。大家停顿一下后,几乎永远不变地听到“唱‘兄弟,鼓起勇气来’”, 顿时,空气中立刻充满低沉的男声。

   校长是亚瑟·勒瓦尼卡,是洛兹皇家的后代,其王国巴罗茨兰位于赞比亚西部。在我和阿尔弗雷德到来之前,亚瑟和他的副手罗杰亚·祖鲁是学校是仅有的两名教职员工。阿尔弗雷德来自南罗得西亚,我俩谁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学培训,至少,我连任何要教授的法语、数学和物理课程的书籍都没有。外人很难相信我还会教什么课程。不过,这一次在卢萨卡,还没有启程赴伦达孜,就听说我教授过学生中有10个已经大学毕业,有成为工程师的,也有做会计师或律师的。1964年独立时,这个国家大学毕业生不足100人。

   来自周围地区很远地方的学生都必须住校,所以学校总是很热闹。可当时只有2000到 3000人的伦达孜小镇生活却十分平静。到了晚上,除了人说话声音外,就只能听到Tilley牌汽灯的嘶嘶声(当时还没有通电)和土狼的嚎叫。土狼常常吃掉勒瓦尼卡养的鸡,还到我和阿尔弗雷德共住的房子前。当时主要乐趣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考验。阿尔弗雷德1英里的长跑常常被一群蜜蜂猛追;有一天我的旧车驶过市场起火;为了延长汽车电池寿命,阿尔弗雷德把电池放在炉子上烤了好长时间,结果引起爆裂,沸腾的酸液一直渗到厨房地板上,引得大家一场大笑。

   在伦达孜你休想修车,连换电池都办不到。商店都是卖基本生活用品的。市场上可以买来食品,时而有人上门出售活鸡或柑橘。但阿尔弗雷德总是对缺乏选择感到轻蔑。他说,南罗得西亚的人勤奋多了(当然是在罗伯特·穆加贝毁坏这个国家之前的情况)。所有东西,即便一些稍微复杂的东西,如油灯、毯子,衣料等等都只能在“亚洲人”开的商店买来。最有名的商店是穆拉百货店,是一位名叫穆拉的老先生开的。30年代,穆拉从印度古吉拉特转道莫桑比克来到伦达孜。

   想出去喝点酒或用餐,就只能去“城堡酒店”。酒店是由我的唯一的“欧洲人” 同胞林·杰奎里经营的。当时在伦达孜,所有的白人都被称为欧洲人。“城堡酒店”是来访的政客、承包商及公务员居住的地方。杰奎里夫人总是将那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到了晚上,总能看到她站在酒吧台后面,态度和蔼地分发冰镇的“城堡”(旅馆跟畅销的啤酒同名),或者从东邻莫桑比克进口的葡萄牙产葡萄酒,留声机放着Jim Reeves唱的歌曲。城堡酒店自备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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